2020年9月號《資訊科技與義務工作》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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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香港有多少人擁有智能電話嗎？網民數量有多少？Facebook與Instagram用戶人數又有多少？根據2019年及2020年的統計，香港750萬^{^[1]}人口當中，超過597萬人^{^[2]}擁有智能手機，互聯網用戶人數達680 萬^{^[3]}，代表香港的互聯網普及率達 91%。擁有社交媒體帳戶的人數亦達580萬人，網民平均每天花逾 6 小時遊走網絡世界。

龐大的數字反映在資訊科技帶動，互聯網與社交媒體盛行的世代，我們雙手已離不開手機，生活亦不能沒有網絡。塑造現代人的生活模式，只要一機在手，世界通行，消費、旅遊、工作、學習都變得隨時隨地無界限。

那麼，資訊科技也是否在改變我們的行義模式？它是否能促成義工服務的更多可能？本期義工專輯將會探討資訊科技發展如何改變投身成為義工及參與服務的模式，又如何促進更多元化，甚至跨地域合作的可能。

（一）簡化報名程序，宣傳覆蓋更廣

昔日參與義工服務或多或少需經過親身登記、填寫表格、核對身份等繁瑣的申請程序，方能取得「義工」這寶貴身份。不少熱心人士縱有滿腔熱誠，也有機會因繁瑣的申請程序而打消念頭，或遲遲未能動身踏出第一步。隨著資訊科技及社交媒體的急速發展，召集義工或參與義工服務的方式變得更簡化、更有效率、覆蓋層面也更廣泛。

義務工作發展局（義工局）早在2003年推出義工網絡系統，猶如搵工平台，非牟利機構只需提供義工服務資料，由義工局上載至平台，已於平台登記的義工便能飽覽各服務機會及要求細則，報名參與服務。

面對越來越多非牟利機構尋覓義工的龐大需求，「社職」加入此行列創立義工平台手機應用程式「社職」^{^[4]}，除提供義工配對服務外，機構和義工亦可在程式內就著彼此的表現互相評分，讓兩者對自己的服務得到回饋。平台同時配合新時代「看圖多過看字」的趨勢，邀請專業人士義務美化服務訊息，提升版面吸引力，方便閱覽，加強宣傳效果。為配合新需要，提供更貼心服務，本局及「社職」未來均會推出新的服務^{^[5]}，為非牟利機構提供義工管理系統，讓機構建立自身的義工資料庫。

照片來源：社職

網上申請平台以外，社交平台如 Facebook、Instagram也帶來了更便於參與義工服務的途徑。截至 2020 年 1 月的數據^{^[6]}，香港總人口 750 萬人當中，擁有社交媒體帳戶的人數達580萬，覆蓋 78%人口。社交平台的受眾甚廣，機構或服務召集人透過社交平台宣傳，低成本地接觸到將近八成的香港市民，有效提升服務曝光率，回應也更大。

照片來源：Digital report 2020

當各網上平台能配合「手機上網」的大趨勢，讓公眾隨時隨地，簡單動動手指頭，便能申請成為義工，及報名參與服務，將有助提升參與義務工作的普及率。當然，普及過後，如何維持義工參與度及服務質素，也是值得花心思的課題。

（二）義工服務更即時回應社會需要

2020 年新型冠狀病毒侵襲全球，殺我們一個措手不及。資訊科技在疫情下肩負了重要的角色，有助發放疫情訊息及帶動民間互助。

在香港，疫情初期防疫物資匱乏，市面「一罩難求」，大家終日為口罩奔馳。不少有心人透過社交媒體如Facebook、Instagram和 Telegram等，發佈徵集口罩訊息，短時間迅速籌集物資，同時透過社交平台發放領取物資的時間、地點及方式等，與非牟利機構同步為弱勢社群解困，以即時、迅速的方式互助抗疫，資訊科技是這場與時間競賽的抗疫行動中的大力推手。還記得，某電視台拍到一位沒有戴口罩的獨居伯伯，在免費領取口罩的隊伍中出現，接受訪問時他哽咽表示排了好幾次都未能獲取口罩，這畫面一出，在網友於社交平台熱心瘋傳下，他的需要被傳到該區區議員，最後成功聯絡到伯伯並送他一盒口罩解燃眉之急。資訊科技加快訊息傳播的速度，讓需要更快速地被浮現。

三位資訊科技背景出身的香港人，在疫情開始爆發時，僅用短短兩天時間，編寫及推出疫情資訊網站^{^[7]}，從市民角度出發，於平台上發放確診人數、確診者曾到訪的地點等資訊，讓市民有系統地盡快掌握疫情資訊，網站推出首日已有100萬名用戶瀏覽。基於政府公佈的數據格式不便於系統進行自動更新，團隊自行招募義工支援更新數據工作。透過Telegram以文字對話方式進行面試，最後於千人當中選出20位義工正式加入團隊。為讓義工團隊合作順利，他們更自訂了一套工作流程，讓義工統一地按流程完成工作。

照片來源：眾新聞

疫情下身在異地的無助感及憂慮更甚，遠在德國，於當地居住了5年的台灣人Shelly^{^[8]}，因一次朋友的需要燃起她的想法，找來兩位分別於新創公司工作及工程師背景的友人，發起「歐洲台灣人好厝邊」計劃。當地台人只需要登記就能成位「好厝邊」團隊的其中一員，屬於相同郵遞區號的團隊，有需要時便能在團隊網絡中聯繫附近的台人，互相照應，例如疫情初期擔心戴口罩出門被歧視，可找台人一同出門，或於衛生紙被搶購一空時於團隊中求救，「好厝邊」成為身在他方一道無形的防護網。

照片來源：「歐洲台灣人好厝邊」計劃

面對疫情第三波，香港政府曾經公佈全面禁止堂食，市民大眾的目光迅即關注一眾戶外打工仔，在大熱天時及暴雨下，他們的午餐地點可如何得到較理想的安排。在政府公佈措施不久，已有網民自發號召有心人提供用餐地點，Facebook即時被洗版，市民大眾紛紛分享訊息，不少店舖響應，Facebook隨即出現了「各區午間免費用饍地點分享」專頁^{^[9]}，即時為有需要的市民解困。

一張含有螢幕擷取畫面的圖片自動產生的描述

照片來源：「各區午間免費用饍地點分享」專頁

疫情以外，早前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大爆炸^{^[10]}，不少民眾及機構即時利用社交媒體的力量，讓有需要民眾於網絡上尋求支援，同時召集義工協助清理街道、募集物資，迅速及即時地提供災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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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得資訊科技的力量，還有一眾鍵盤戰士，集結民間互助力量，讓有需要人士得到更快速的關注。

（三）帶動跨地域服務模式

網絡世界無遠弗屆，行義也變得不受時間及地域所限，形式亦更多元。

因應疫情，本地義務工作形式亦因時制宜，催生不少網上義工服務，如網上功課輔導班、協助設計多媒體教材及形形色色的網上義教平台。服務不再受區域所限，更能跨國連線進行。

香港地方細細，找不著目的地時隨手從口袋取出電話，打開Google地圖，便能找到路線。地圖上各建築地點看似一覽無遺，然而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有些區域於Google地圖上仍只是一片空白。為讓天災或疫症來襲時，能準確掌握災情及流離失所人口動向等即時資訊，無國界醫生在2014年成立「失蹤的地圖」^{^[11]}（Missing Maps）計劃，旨在為最易受災難和疫症影響的地區優先繪製地圖，助前線救援人員能夠根據比較精確的地圖執行救援任務，拯救更多生命。疫情期間，香港科技大學「侍學行」亦發起「地圖松」^{^[12]}（Mapathon）計劃，104位科大師生分組透過衛星圖片，為菲律賓兩個地區繪製數碼地圖，原本只標示地名或公路的地圖，經他們準確勾畫建築群位置後，成為危難時一個重要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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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顯示，全球每人每日的平均上網時間為 6 小時 42 分鐘，我們有四份一時間雙手都游走在鍵盤和電話屏幕上。德國青年Christian Kroll 創辦搜尋引擎Ecosia^{^[13]}，賦予那四份一時間額外的意義。Ecosia透過搜尋引擎上的廣告獲取收益，網民利用Ecosia搜尋資料45次，Ecosia便會捐出收益種下一棵樹，運用營收種樹救地球。至今已在巴西、祕魯、馬達加斯加、印尼和坦桑尼亞等地區，種下超過 3,570 萬棵樹，上網也能為環保出一分力。

照片來源：ecosia

聯合國義工計劃組織亦設有「網上義工」平台^{^[14]}，讓世界各地義工可隨時隨地，橫跨五大洋七大洲，為地球村內不同角落有需要人士或機構服務，在虛擬世界中不受限制地出國行義。

（四）彙集、分析大數據，促進服務配對

商業世界透過分析大數據預測消費者行為習慣，繼而促成針對性的宣傳及行銷策略，從中提高作業效率及打造良好的服務體驗。在義務工作層面中，大數據同樣有助預測義工行為，促進資源整合及服務配對等。

香港大學計算機科學系今年研發嶄新「HINCare」系統^{^[15]}，系統有助儲存義工服務紀錄，支援時間銀行的拓展外，更以大數據分析用家習慣和趨向，利用人工智能科技（AI）準確地為義工和有需要的長者進行服務配對。如服務使用者居於沒有升降機的樓宇，經AI自動識別後，不會安排行動不便的義工前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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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目前主要支援以長者義工為對象的時間銀行，相信仍存有廣闊的發展空間，透過彙集義工大量服務資料，同時整合社會需要的複雜資訊，能有效地促進不同層面的服務配對。也許有一天，只要在手機屏幕上一掃，便能見到附近的需要，提供即時支援。

（五）更易於集結世界公民力量

疫情爆發初期，隔岸台灣也經歷一時的口罩荒，當地軟體工程師眼見街上不斷湧現排隊買口罩的長長人龍，人群因店員一句「賣完了」一哄而散，網絡上亂竄著甚麼地方還有口罩的訊息，激發起他製作「超商口罩狀況回報地圖」^{^[16]}，號召全民回報全台灣上萬商戶的口罩即時銷售狀況。利用社群協作力量，開放讓網友自行新增賣口罩商戶地點的功能。政府注意到這鼓民間力量後，很快便跟上補位，邀請合作，與民間工程師共同優化原本的介面。網絡上訊息被快速地轉發，有利於帶動公民共同參與有意義的事，當公民行動引起大眾關注，便有機會吸引政府目光，進一步優化及拓展相關技術，甚至納入政策範疇，實踐真正的公民參與。

照片來源：超商口罩狀況回報地圖

台灣口罩地圖的成功同時吸引世界目光，有台灣開發者更協助開發韓國版的「口罩地圖」^{^[17]}，不吝嗇地把操作方式放上YouTube，同時把資訊發佈在個人Facebook上，有網友乘勢分享寶貴建議，優化操作，也有網友把訊息轉發到韓國社群供當地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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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資訊科技包圍下的世界，突破地理上的距離，國與國之間的互助變得即時、便捷，尤其在共同面對世紀災難時，有利於世界公民溝通交流、分享經驗，互相參考彼此的抗災方式。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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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的出現，更展現資訊科技促成的行義力量，訊息的快速流轉促進民間互助，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最即時的幫助，更促成國與國之間的技術交流、分享、互助及合作。

當資訊科技、社交媒體大行其道，改變人類生活模式的同時，行義模式亦不斷革新。線上行義看似是疫情當前的無可奈何，然而，在科技持續發展下，也有機會逐漸變成新常態，傳統的義工服務是否仍會存在、是否需要改革、是否需創新發展、是否所有人均有能力或機智接觸資訊科技，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議題。

當訊息流轉如此快速、即時，又是否全無後顧之憂？如何確定訊息的真確性？如何避免因訊息重疊而造成資源分配不均，或服務錯配？

資訊科技讓人更容易看見社會狀況和需要，更容易號召全民參與，非組織義工服務將陸續冒起，不必依賴機構，自己動手做就行了，機構角色亦須重新定位同時，我們又如何確保全民都是優質義工？如何維持應有的服務質素？

事情總是一體兩面，有利亦有弊，以上提出的問題也許只是此題目下的冰山一角，多一點洞察與思考，提升資訊科技於義務工作層面中的助力，發揮科技的優勢，同時補足有機會衍生的漏洞。